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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久远的北京记忆
那个寒假,在开往北京的火车上,我的心情是有些沉郁的。
为一段从未开始却已消逝的若有若无的感情,这份沉郁在那个冬天一直缠绕着,无人可说,无处可说。恰好,在北京上大学的妹妹来信说不回家过年了,邀请我到北京去。
父母都支持。我想也好,从未到过长江以北,就到北京走走吧。
其实只是在那样的冬天,那样的心境下,忽然想见一见妹妹,虽然我并不打算跟她说什么。
买了半价的火车票,因为有好心的同学帮我借来一张北京学生的学生证,于是上车后我就置身于一群不认识的北京学生当中了。我们开始交谈,但我总是有点惴惴不安,好像我这样弄虚作假混在他们当中是一件很羞耻的事。
也许忐忑的样子太明显,查票时我被逮到了。那么多人,列车长偏偏要我出示学生证。我没想过辩解,一开始我就不会辩解,于是我被叫到一边,罚款,补票。
这个教训很深刻。不仅罚款的数额比买一张全价票还多,而且验证了我是一个彻底的纪律模范,至少在心理上。虽然我很明白类似的事情对普通学生来说太平常了,我被抓住只能说是不走运,但我还是控制不了在整个过程中的头脑空白和疯狂心跳。回到座位后我再不敢看对面的学生,感觉自己就像做了天大坏事被揭发示众。
此后再也不做任何经济上的“精明”算计,即使多年后已经完全锻造出镇静自若的心理。没钱本来就不该一掷千金,还招人误解,但自知不是精打细算的料,无谓浪费心神,心安理得就好。
现在想来,大概那时已种下了我行我素的潜意识。但求心安理得,但求把情绪的天平摆定,却忘了很多时候别人并不理解。而一些不理解,会酿成意想不到的后果。
假若不理解的人,恰好是重要的至亲。
但往往因为是至亲,所以理所当然地以为肯定会理解。
年轻的时候,人们都常犯这样的错误吧。
北京的冬天很冷,到妹妹学校去,一路上只见光秃秃的树木,一片萧瑟与暗淡。
到了妹妹宿舍,我一直窝在她的上铺。这个角度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与人交流,尽管宿舍里有妹妹的同学在时,我还得礼貌地微笑寒暄。
以为这样的礼貌就够了,毕竟我本来不认识她们,也没有谈笑风生的好心情。
但渐渐地发现妹妹的情绪也不高。她告诉我功课压力很大,她甚至有退学的念头。这种想法让我觉得匪夷所思,从小到大我在学校收获太多荣耀,校园就是我纵横捭阖的舞台,做学生对我来说是最简单也最重要的事,怎么会想退学?
可想而知,我对妹妹的安慰多么空洞无力。对校园生活,我和她的认知与感受显然大不相同。
妹妹在忧心忡忡中结束了期末考。放假了,她的同学陆续返乡,学校封闭部分宿舍,所有留下来过年的学生集体搬到了一栋宿舍楼。
北京的游玩行程自此开始。我把自己知道的想去的地方一一报给妹妹,然后理所当然地等着她安排。妹妹借了两部自行车,我们就每天揣着地图上路。
从未这样彻底地“扫荡”过北京。两个星期里不管远近到处跑。冬天到处都是灰白色系,只有故宫、十三陵、天坛、颐和园这类本身以建筑取胜的地方好一点,比如颐和园里色彩斑斓的画廊就给了我很深印象。而大部分地方和大部分时间,我都好像走在黑白胶片的世界,即使是密云水库那样的地方也感觉不出浩荡的水势,在长城和圆明园遗址,这种暗色环境恰到好处,但在市内那些大大小小的公园,景山北海什么的,山色只是枯枝,水面也结了冰,我的感觉就是纯粹的“到此一游”了。
在这种冷硬的冬天气氛中,有一种更为冷硬的情绪在滋长。不知道为什么,妹妹对我越来越冷淡。后来她几乎不和我说话,只是每天例行公事地问一声今天去哪。我如果说哪也不去,她就冷冷地说我在北京玩不好她无法向父母交代。那就只好出门了,一路上她像木偶一般不说不动,只在每个景点给我照几张相。至于她自己,一张也不拍。
我不知道哪里得罪了她,问她她又不说。我萌生了回家的念头,但一开口就被她堵了回去,大意仍然是她无法向父母交代。我也知道这样回去父母一定心生疑虑,只好忍着。我仍然每天和她骑着自行车出门,试图向她解释我要去的那些偏门的地方。比如那时的我会对亚运场馆感兴趣,我还特地到大观园去看潇湘馆和怡红院,到陶然亭公园去看高君宇与石评梅的墓,但我的自说自话总是在妹妹的沉默面前迅速冻结,然后被寒风迅速卷走。
大学四年,因为不想下八楼去开水房排队,我在学校一直洗冷水澡。这个习惯一到冬天就成了严峻的考验,每天洗澡间里的五分钟都是寒凉刺骨,瑟瑟发抖。我绝想不到,到了北京我会主动地继续洗冷水,洗澡,也洗头。
大约冷到麻木也就不再冷了吧。北京风沙那么大,早上出门,到下午回来头发就成了一堆乱草,用梳子一梳,梳齿之间全成了黑色。那就只好洗头了,拿了个脸盆放在水龙头下,一边想着2度的气温,一边带点自虐的决绝,狠狠地把一头长发浸入冰冷的水中。
这个时候,我已经下决心结束这味同嚼蜡的旅程。冷水与泪水混在一起,都是冰的。妹妹的表现让我百思不得其解,不明白好几次我忍不住掉泪时她怎么可以保持那种近乎冷酷的沉静。尽管我相信她心里一定也是难受的,但我实在不想撑下去了。
这一次,妹妹没能再阻止我。我决定坐飞机回去,一来已经归心似箭,二来不想再上给我太多不愉快记忆的火车。在火车上我似乎总是没有好运气,曾经从广州去武汉,一上车就被拥挤的人群挤掉了手里的票,然后为查票的可能提心吊胆了十几个小时。也曾经在开往长沙的列车上被偷了手袋,更不用说这次冒充北京学生被罚款。一张飞机票,固然比以往我在火车上的所有损失还要多,对当时还是学生的我来说也是一笔天文数字,但我还是坚决认定,只要能迅速摆脱所有不愉快,什么代价都值得。
决定做出后,一切变得轻松很多。妹妹的脸不再那么阴沉,我也不再那么战战兢兢。我们又有了不痛不痒的语言交流,除夕妹妹到饭堂买来饺子和我一起吃,初一我们又一起去逛了庙会。最后,带着妹妹执意领我去买的一大堆北京果脯,我们到了飞机场。
妹妹一直看着我入闸。看她似乎有什么要说,最终还是没有说。坐在飞机上,我忽然觉得非常落寞,但同时又有说不出的释然。
那是我第一次坐飞机,就像命定的仪式,从此就开始了一个人飞来飞去的人生。
正值过年期间,突然出现在家里,父母还是诧异的。我勉强说玩够了就回来了,却怎么也挤不出像样的笑容。没有能力掩饰吧,或者也不想掩饰,只觉得满腹委屈都涌了上来。父母问北京怎么样,妹妹怎么样,我含糊以对。他们很快看出问题来了,就问是不是和妹妹闹了矛盾,我说没有。
父母也就不再追问。我猜他们私下问过妹妹,几乎可以肯定,妹妹跟我一样咬定没事。
开学了,一切渐渐淡去。我收到了妹妹的信,她说知道我在北京的不愉快,向我道歉。没有说太具体的缘由,但能道歉已很难得。我想,我也一定做得不好,她才会那样对我。再往后,自己慢慢成长了,才渐渐明白了当时的轮廓。原来妹妹一直把我当作她的骄傲,在同学面前一直夸耀我,她叫我去北京,原本希望我这个姐姐能在她的同学面前好好表现吧。
却不料我对她的同学淡淡的,妹妹一定觉得很失脸面了,因为好强又不肯说出来,全换成对我的冷眼。她不知道我当时心情并不好吧,但就算心情好我也不会太热情。我在学校一帆风顺,从来没有不被认可的感觉,也就没有急切要与别人融合的意识和习惯。对自己的同学尚且如此,对妹妹那些陌生的同学我更觉得礼貌点头已经足够,这当中绝没有刻意的成分,不料妹妹却不能理解。就像过于自我的我,忽略了她只身一人在遥远的北京求学会有怎样的压力,我只看到她信中伪装的坚强,还以为带着落寞的心情去她那里散心理所应当,却不料她也那么脆弱,那么在乎自己和家人在同学心中的形象。
于是,妹妹想让我做一支火炬,我却懵然不知地泼了她一盆冷水。很多年以后,我才明白这九曲十八弯的女孩心思。妹妹早已度过那段不自信的青涩时光,现在返璞归真,对家人比对任何同学朋友都好。我则把我的淡漠一分为二地做了改进,对于不相干的人变本加厉地不计较和不在乎,对于亲人和朋友则宁愿假设他们都比我心思更敏感更需要照顾,尽管实情往往并不如此。
对北京,一直不愿再触及。但工作之后,还是多次出差到那里。工作的时候多,游玩的时候少。城内去过一次不完整的胡同游,太多的建筑寓意和细节都记不住,只记得一个门当户对。郊外的记忆深刻一点,夏天在天漠公园坐卡丁车也挺好玩,但我还是不能忘记沙漠出现代表环境恶化的事实。延庆的古崖居在我看来很有特别的价值,凿在山崖上的狭小洞穴,究竟是古代某个民族费劲的居所,还是另有其他起源和用途?反正史料未曾记载而眼前活生生存在的景物,最能引人遐想。不过,我的遐想也仅止于遐想,而且稍纵即逝。真正能深入民间破解历史、自然、人文之谜的高人就不同了,比如尚昌平。
那一次,和同事一起去看她。很难想象,她对于我这个只有一面之缘的普通人一直那么热情,为了这次拜访还特地准备了一块和田玉饰送给我。更难以想象的是她沁入骨髓的淡泊,那天北京高烧40度,红色高温预警信号高挂。她的家里居然没有空调没有风扇,为了我的到来,她到邻居家借了一台小风扇,又买了西瓜。问她不热吗,她说不觉得,心静自然凉。或者,这就是境界。想起北京还有这么一个人,关于这个城市的记忆也就不那么毛糙了。尽管大部分时间里,这个人的踪迹要在昆仑山下,胡杨林深处的大漠人家里,才能寻找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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