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心灵去旅行……

     童年的我

     前些日子，我来到一位我所深深敬仰的领导的办公室，闲聊时他指着手中的烟卷问我：“晔子，你知道这烟叶是怎么来的么?” 我说知道，我把烟草的前期育苗、初期移栽、田间管理、成熟打叶、绑扎烘烤和挑选分类等等环节的细节一一道来。领导听后眨大了眼睛，说：“我五十多了都不甚了解，你才二十多岁，怎么知道那么清楚啊?”我说我小的时候干过这些农活。

     小时候，我帮父母干活，经济作物中除了烟草之外，我还种过薄荷、桔梗和洋参等。农作物中小麦、大豆、玉米和高粱是最常见的活，我最拿手的是蔬菜。把明显带有地域色彩的蔬菜抛开不算，基本上我吃过的菜我都种过。小时候，我央求家里给我划出一片田地，再给我挖口水井，剩下的工作都是我自己完成的。当时我没有读过这方面的书籍，日常的田间管理纯粹是自己琢磨出来的。举一个例子，我是全村第一个种黄瓜的人，后来别人也学我种黄瓜。那时，我是浇完水就不管它了，秧子乱长，黄瓜的样子也是异形的。后来我又搭起了架子，让瓜秧顺着架子向上爬，这样一来黄瓜就吊着长了，又直又脆，这也是我的首创。

     后来我学会了使用杆秤，我把吃不完的蔬菜，比如蒜薹、卷心菜和葱等，拿到集市上去卖。记得我种的西瓜最大的一个是28斤，当时买整个西瓜的还不多，都是切开一牙一牙的卖。在镇上守一整天也卖不完是经常的事情。冬天时也有许多事情，我带上绳子去村外自家的林子，在绳子一头系上石头，用力把绳子向树上抛，然后将干枯的树枝拽下来。这样忙活一个上午就能搞到一大捆，背回家后再进一步加工，把粗的锯成一段一段的，再用斧头劈开。最后用平板车拉到镇上，一斤柴禾能卖到3、4分钱。

     干农活的闲暇时间，我就读书，我几乎把全村的书都借了一遍。像《金陵春梦》这样的大部头，我一晚上都能读完，第二天就还给人家。村里有一位上了年纪的老人，见我喜欢看书，就破例借给我他珍藏的《幼学琼林》等木刻版的老书。伴随着这样的生活，我渐渐的成长。上学时，每逢放假我都回去干活，一直持续到大学毕业。现在的机械化程度高了，许多繁琐的事情不需要人力了，那些辛苦的劳作已成为历史。

     我的父亲

     父亲给我最大的印象就是乐观，他今年60岁了，还是没有白发。父亲曾经是军人，参加过太原卫星发射中心的建设(当时那里还是军事目的，不发射卫星)，后来调到北京官厅水库驻守。父亲退伍后回乡当了村长，村委会多余的钱，他拿来请放映队来放电影。那时候的农村电影是露天的，用绳子把银幕挂在村口广场上的两棵大树上。放电影是农民的节日，周边的几个村的人都会过来看的。下午我就帮忙把银幕挂好，晚饭是我家请客，吃完饭我帮着他们倒带(影片是胶带式的，一部电影装在一个铁盒子里)。就这样，我看了许多电影，开阔了视野，我清楚的记得演员最少的电影是《绿色的网》，两男一女，表现的是对越反击战的故事。

     父亲保存着一张中国地图，我到过的地方他都做上标记。父亲喜欢地图，这个爱好也传给了我。他当村长的时候家里有许多报纸，他就对照着报纸教我认字。父亲的童年很不幸，他十来岁时父母(我的祖父母)都饿死了，当时的饥荒也饿死了他四岁的妹妹(我的姑母)，一场灾荒使他成为吃百家饭的孤儿。成年后父亲在部队学习了一些文化，他用自己的经历促使着我读书，他最大的目标就是把我培养成大学生。除此之外，他还设法培养我对政治的兴趣。小时候我被“逼”的能背诵国家各部的部长名字和100个国家首都和总统的名字，但是后来我在这方面“不思进取”。现在父亲也不直接责问我了，每次我回家他都把时政方面的资料做成剪报，撂给我后不发一言。

     由于出身行伍的缘故，父亲在饮食方面也对我施加影响，隔三岔五的给我做米饭。可惜我没有吃米饭的胃，吃完米饭不到一个小时，我总是央求母亲：“妈，给我熘个馍馍吧，我饿了。”直到现在，我依然喜欢吃面食，能不吃米饭尽量不吃米饭。

     我的母亲

     母亲的最大优点就是勤劳，她每天都是天不亮就起床，拿着农具去田间劳动。母亲是一个要强的人，做什么事情都要求做到最好。除了农耕方面超越男人们以外，她还是精通纺织。小时候，我经常夜里醒来发现母亲还没有入睡，她不知疲倦的纺线。棉花是她自己种的，弹完棉花做好棉条后就开始纺线，自己染线然后使用黄道婆发明的纺车织布。母亲擅长织苏格兰方格样式的布匹，自学了裁缝技术，最后用缝纫机为家人和亲戚做衣服。

     小时候，我站在母亲的纺车边，看那线梭在她手中飞舞。当时我问母亲，家里的布够用了为什么还要织布。母亲说：“今年是甲子年，甲子年织的布吉利，以后你娶媳妇时用它做被子能多生点儿子。”我问：“媳妇是什么，能吃么?”母亲笑了，反正给才四五岁的我是解释不清楚的。随后我又问什么是甲子，母亲解释说，甲子是由天干和地支组合而成的，六十年才循环一次。我接着说，那就等下一个甲子再织布也不迟啊。母亲听后没有言语，微笑着把我抱到纺车上，手把手的教我织布。

     母亲除了做的饭难吃以外还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就是她不识几个字。她年轻时遇到三年灾害和“文革”时期，学习的大好青春时光被耽误了。我心中最大的缺憾就是我无论给她写什么样的文字，她今生也不会懂了。上一个冬季，我回家看望，给母亲端洗脚水为她洗脚，我的手触及到母亲长满茧子的双脚时，我失声痛哭。这一哭不要紧，也把母亲引哭了，她抚摸我的头，好像明白了儿子的心思。

     我的姐姐

     姐姐上学时成绩很好，然而为了我她不得不放弃了学业。由于土地改革后分田到户，父母劳动的积极性很高，家里又没有爷爷奶奶，所以没人管我。姐姐比我大十岁，她上学时也经常把我带上，有一次五年级毕业时她得了奖状，走在路上把奖状给了我。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她的最后一张奖状，因为爸爸要求她辍学在家帮忙。姐姐没有抱怨，从此开始承担了一切。

     之后，姐姐不但做家里的琐碎事，还像母亲般的照顾我。姐姐和她那一代的年轻人一样喜欢新潮的东西，每次看完电影，她基本上能记下插曲的歌词，回家后写在本子上。再加上平时的收集，到出嫁时她的歌词本基本上写满了。她做饭时我在灶下帮她加柴，她一边忙碌一边唱歌。有了姐姐无微不至的关怀，我的童年是平平安安的。后来我接到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时，妈妈第一句话就是：“以后事业成功了别忘了你的姐姐!”

     按照当时的旧俗，姐姐早在19岁时就结婚了。出嫁那天，没有一个人给我做饭，一家人都在闷着不说话。我走到姐姐的房间，发现她不停的在哭，她告诉我说以后要坚强，自己管好自己，然后把歌词本留给我。我懵懂的点点头，当明白她开始在另外一个地方生活以后我放声大哭，抓住接她的车不放手，直到她远去后我还在村口傻站着。幼年的我开始讨厌姐夫，是他夺走了我的姐姐，我开始把对姐姐的思念化为对姐夫的仇恨。我们那有个规矩，即是成婚后的新人在三两天后要到女方的家里“回门”，女方家里设宴招待亲戚邻居。为了报复姐夫，我策划了一个“阴谋”：我纠集了几个小伙伴，在姐夫入席的时候用泥巴弄脏了他的衣服，把他撵走了。后来我长大后也没有听到姐夫提及此事，他对我姐姐还算不错的，对我很照顾，也曾专程到西安看望我。尤其农忙的时候，他放弃了手头的生意，承担了我家的体力活。

     我的启蒙老师

     我上小学时比姐姐幸运，她上学时要跑很远的路才能到达学校，到了我入学时，村里建设了自己的学校。其实就是一间村委会闲置的大房子，还只有一名姓杨的老师。杨老师教授所有的课程，而且带三个班，从一年级到三年级，三个班的学生都集中在一个房子里。那时候还没有课桌，每到开学时杨老师带领我们到处拣砖头，他自己和泥巴，然后给我们砌筑课桌。

     可能我的个子比较高吧，杨老师指定我做班长(我当了一辈子的班长，就是从此“发迹”的吧)，我成了他的帮手。到我上了三年级以后，我基本上成了他的“助教”。他先把三年级的课程教完后，我在一边教一年级的同学，他在另一边为二年级的学生上课。我为杨老师“打工”也是有“报酬”的，那酬劳就是红粉笔。当时经费紧张，杨老师只买了白色的粉笔，红粉笔是他蘸着红墨水自制的。在同学们羡慕眼神的关注下，我接过了杨老师的红粉笔，拿回家给母亲用，她做衣服时要在布上画线。

     我上完四年级之后要转学，因为村里的学校没有五年级。但是我和杨老师的感情一直在延续着，原来我经常写信给他，信是用毛笔写的，从右往左竖着看的，那是杨老师喜欢的格式。上一次拜望他时，我给他带去了几张西安碑林的拓片。他现在退休了，每当想我的时候就到我家里，和我父亲聊天时就给我打电话。

     我的伙伴

     我童年的玩伴现在是越来越难以见到了，但是我心里依然记得许多事情。和伙伴们在一起，一年四季都有事做。大家一起到村边的河中游泳，这和城市中的泳池是不一样的，我们那时候全是裸泳。在水中嬉戏是开心的事情，但是也有危险。河中的水草就是最大的威胁，如果潜到水底，往往会被水草缚住，我的一个伙伴就是这样被溺死的。出了这个事之后家人让姐姐死盯着我，坚决不让我再下水。

     男孩子都喜欢驾驶，村里有什么车我们就开什么车。三个轮的(一个轮子在前是农用三轮车，一个轮子在后是手扶拖拉机)、四个轮的、六个轮的(拖拉机带单轴的斗车)、八个轮的(“上海50”拖拉机后面挂的斗车是两个轴的)，十个轮的(“解放141”)，我们都开过。我开拖拉机时曾经撞到树上，还有一次差点开到河里。另一个伙伴自告奋勇，结果开三轮车出事了，突出的一段钢筋把他的肠子扎断了。我闻讯后匆忙赶过去，但是已经晚了，医生尽了最大努力，还是挽救不了他。眼看着生命之火消陨在自己面前，我悲痛欲绝。

     有了这些深刻的教训，以后我们玩的项目都比较安全了。秋天是丰收的季节，我们经常去野外烤红薯。先在地上挖个小坑，在坑中放上我们捡到的柴禾，把红薯放在干柴上，再覆盖一层柴禾。然后点燃，等到火苗燃尽后用土埋上，我们去别的地方玩了一圈后回来，把土拨开就得到美味的烤红薯了。

     邻居一个叔叔家生了一个儿子，我因为经常去他家借书，也喜欢上这个小孩了。我整天抱着他玩，有一天我带着他去林中时，他听到知了(蝉)的叫声，喊出一句话：“知了。”我高兴的把他驮回去，兴奋的告诉叔叔说：“他会说话了，他会说话了!”没想到他第一句话不是说给他的爸爸妈妈，而是被我听到了。之后，我们的关系相处的很好，每逢我回家时他都会第一时间赶到，和我分享他的事情。

     童年以后

     11岁时，我离开了家，开始了寄宿生活。每逢周末，我会从镇上回家一次，返校时带上一大袋子馒头和蔬菜，这些足够我吃一个星期的，在学校宿舍用煤油炉子自己做饭吃。直至到县城上高中，我才开始吃食堂的饭。去西安上大学之前，母亲给我装了一小袋“乡土”，我小心翼翼的保存了四年，就业后撒在济南的护城河中。

     随着时间的变化，我的村子也发生了改变。那片我曾经玩耍的林子如今也是杂草层生，热闹不再。上次回老家时，我陪着母亲走在林子边，她一边走一边让我记下家里的“资产”，原来我家碗口粗的大树还有200多棵呢。母亲告诉我说：“等你退休了回来在此建别墅吧。”为了使她高兴，我点了点头。母亲去过我济南的家，她不习惯城市中鸟笼似的楼房。

     为了报答家人，我给父母配置了全村中第一台彩电，第一部电话，第一套影碟机。但是我知道，只有我回到他们身边，才是最好的方式。快过年了，我比平时更思念他们，我希望自己能早点回到他们身边，尽一个不称职的儿子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