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门石窟在伊河两岸静静地呆了１０００多年，直到清末，一些书法家发现了龙门石窟造像题记——魏碑书法，但仍然忽视了它的造像、它的雕刻。

　　这些造像题记给龙门带来了无上荣耀，造像题记中的代表作品“龙门二十品”甚至让一代伟人周恩来感到震撼；这些造像题记也给龙门带来过意外灾难，在上世纪初的动荡年代，龙门的和尚全都死于图财害命的歹徒之手。

　“龙门二十品”震撼过周恩来，更在康有为等的推崇下，改变过中国书法艺术的前进方向——它让中国书法不再媚美媚上（皇帝），有了骨气浩气。

　　字如其人。也许康有为愤而公车上书、周恩来远赴法国寻求真理时，他们的胸中正激荡着这种“骨气浩气”。

因为“堂堂的礼宾司长拿不出５００元”，周总理满怀遗憾地离开了龙门

　　“堂堂的礼宾司长拿不出５００元！”这是周恩来在龙门石窟古阳洞内发出的感叹。

　　“周总理说这话时声音很小。”郑州大学教授、龙门研究院顾问温玉成对记者说，“１９７３年１０月１４日，听说周总理陪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要到龙门参观，我们就临时在禹王池、宾阳洞前摆了两个小摊，因为有１００多名中外记者随同采访，我们想借此挣些钱。在禹王池，周总理见到‘龙门二十品’拓本，就拿起来看，一问价格５００元，就放下了。至宾阳洞，周总理看到又有卖此拓本的，便小声问礼宾司长韩叙‘带了多少钱’，韩叙说：‘没想到会用现金。我们几个人身上的钱加起来，还不到３００元。’见此情景，洛阳的一位领导说：‘总理，我们送您一套吧！’周总理小声道：‘你这个同志怎么能这样讲？’这时，一个随员小声提示总理：‘是否可以让他们先给一套，我们回北京后再把钱寄来……’周总理说：‘不行！’”

　　从最北边的禹王池，走到最南边的古阳洞，也就是到了“龙门二十品”的大本营——“龙门二十品”中，有十九品在古阳洞，周总理终于发出了“堂堂的礼宾司长拿不出５００元”的感叹，满怀遗憾地离开了龙门。

　　洛阳之行，是周总理最后一次到外地参观。“周总理的确喜欢‘龙门二十品’，在魏碑上，总理是下过工夫的。”温玉成说，“周总理也许是在清末民初激烈的‘碑帖大战’中就爱上‘龙门二十品’了。”上世纪初周恩来在南开学校所写的“国文”试卷，就是很工整的魏碑体书法。

为抢拓片，一帮土匪夜袭龙门。这次洗劫后，龙门就再也没有和尚了

　　碑帖大战“祸起”康、乾。

　　康熙崇尚董其昌，乾隆推举赵孟頫，可董、赵的书法在两位皇帝低水平的诠释下，导致了“馆阁体”书法的兴起。“（馆阁体）不可谓不精不丽，求其佳处，无一笔是矣。窃以为此种楷法在书手则可，士大夫亦从而效之，何耶？”这是一位批评家的话。

　　清朝嘉庆、道光年间，阮元《北碑南帖论》问世，他想让碑学能与帖学在书法界享有同等的地位；后来包世臣《艺舟双楫》出台，把碑学地位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紧接着，１８８９年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问世，更将碑学的地位推到了极致。两部“双楫”“尊碑抑帖”，致使帖学不得不把占据了８００年宋淳化年间至清乾嘉时期之久的盟主地位让位于碑学。

　　在此背景下，龙门石窟的造像题记在沉睡了一千多年后，终于被后人发现了其存在的价值，造像题记的拓片自然也成为很值钱的东西。

　　龙门的和尚利用“便利”，据说在拓片上挣了不少的钱。但在民国初年的一个晚上，一帮土匪杀了龙门的和尚，抢走了钱与拓片。这次洗劫后，龙门就再也没有和尚了，延续一千多年的宗教意义上的龙门看护者，就这样凄惨地告别了龙门。

　　没有和尚的龙门，几乎成了土匪的天下。“那时，龙门的南半部分是伊川的，北半部分是洛阳的，是个谁都不想多管的地方。”温玉成说，“一直到解放后的１９５１年，龙门才有了自己的管理机构——龙门森林古迹保护委员会，负责人是当地村里一个很踏实的农民，叫马玉清。”

古阳洞里的一则拓碑题记，记述了当时和尚发现“龙门二十品”的情况

　　龙门石窟计有造像题记２８００多块，３０多万字。造像题记是功德主发愿造像的碑碣，刻有功德主的姓名、身份、发愿原因、为谁发愿、镌刻时间等。

　　古阳洞里的一则拓碑题记，记述了当时和尚拓碑及发现“龙门二十品”的情况：“大清同治九年二月，燕山德林，祭告山川洞佛，立大木，起云架，拓老君洞（即古阳洞）魏造像（记），选最上乘者，标名龙门十品。同事人释了亮、拓手释海南……”

　　题记虽有错讹，但被中国书法界所推重的“龙门二十品”，却是在此基础上增添而成的。同时，它也从侧面说明，和尚确是最早、最合法的拓碑者，只是不知道那题记中的释了亮、释海南后来是否被土匪所杀。

　　“龙门二十品”的说法，最早出现在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和方若的《校碑随笔》中。方将《优填王》一品列入“龙门二十品”，康认为《优填王》一品“可谓非种，在必锄之”。方于是用《马振拜》一品换掉了《优填王》。

　　更换后的“龙门二十品”被社会公认，通行至今。

　　１９３５年，洛阳郊区郜庄村的拓印者韩和德等人乘深夜架梯对《魏灵藏》、《解伯达》二品进行大量拓印后，将其砸毁，以期独霸完整拓本，牟取暴利。

　　“古今之中，唯南碑与魏碑可宗。可宗为何？曰有十美：一曰魄力雄强，二曰气象浑穆，三曰笔法跳越，四曰点画峻厚，五曰意态奇逸，六曰精神飞动，七曰兴趣酣足，八曰骨法洞达，九曰结构天成，十曰血肉丰美。是十美者，唯魏碑南碑有之。”这是康有为的说法。

　　“龙门二十品”是魏碑的代表作，有一万余字。这些字中，还有简化的，如“万”、“弥”、“无”、“与”、“凤”、“迩”等，其写法与今天的一模一样。

大雨之中，北魏孝文帝将计就计，逼迫大臣们同意迁都洛阳

　　造像题记是一部刻在伊阕绝壁上的石史。“龙门二十品”之《北海王元详造像记》，记录的就是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的历史。

　　孝文帝认为，要巩固北魏鲜卑贵族的统治，就要吸收中原文化，把国都从平城（今山西大同）迁到洛阳。但他怕大臣们反对，于是先提出进攻南齐。

　　公元４９３年，孝文帝亲率大军３０多万南征，至洛阳，正逢秋雨连绵，道路泥泞，行军困难。但孝文帝仍旧戴盔披甲，下令南行。大臣们本不想打仗，趁着大雨，他们泣跪马前，哀求孝文帝停止南征，说这种恶劣的天气不适合用兵。孝文帝将计就计，严肃地说：“这次我们兴师动众，如果半途而废，岂不让后人笑话！如果不能南进，就把国都迁到洛阳，如何？”

　　大家听了，面面相觑。孝文帝说：“不能犹豫不决了。同意迁都的往左边站，不同意的站右边。”一个贵族说：“只要陛下同意停止南征，那么迁都洛阳，我们愿意。”许多文武官员虽不赞成迁都，但是听说可以停止南征，也只好拥护。

　　公元４９４年，北魏正式迁都洛阳。

　　孝文帝把国都迁到洛阳后，决定进一步改革鲜卑族旧的风俗习惯。有一次，他跟大臣们一起议论朝政，说：“你们看是移风易俗好，还是因循守旧好？”咸阳王拓跋禧说：“当然是移风易俗好。”孝文帝说：“那么我要宣布改革，大家可不能违背。”

　　接着，孝文帝就宣布几条法令：改说汉语，改穿汉人服装，鼓励鲜卑人跟汉族的士族通婚，改用汉人的姓。

　　北魏皇室本来姓拓跋，从那时候开始改姓为元。除把拓跋氏改姓元氏外，孝文帝自己娶崔、卢、郑、王四姓的女子入宫，又为他的五个弟弟娶汉族大姓的女子做正妻，其原妻改为妾。孝文帝力求把鲜卑上层与汉族士大夫融为一体，来构筑北魏王朝大厦的基石。

　　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佛教僧众、能工巧匠齐集洛阳，开始在洛阳龙门大规模为北魏皇室贵族开窟造像。之后，在初唐盛唐时期，贵族们继续在龙门开窟造像，使龙门石窟终于成为中国石窟艺术的中心。它的成就，“连西方引以为傲的希腊、罗马艺术亦难以相抗衡” 。

　　一千多年后的清末，中国人发现了造像题记的书法艺术价值，但对造像本身的雕塑艺术价值还是视而不见。

　　上世纪初，西方人发现了龙门雕塑的艺术价值。之后，龙门造像遭遇空前的浩劫，很多精美造像被盗后漂洋过海，流入国外的博物馆或私人收藏家之手，用佛家的话说，那真是个“末法”飘摇的时代。

　宋徽宗之后，雕刻就成了文人不屑的“雕虫小技”。于是，中国人对伟大的龙门石窟造像也视而不见，直到西方探险家、汉学家进入中国。

　　作为皇帝，宋徽宗的政治生涯灰暗而短暂，但作为艺术家，他却是中国２０００多年来３００多位皇帝中最才华横溢的一个。

　　２００２年，从海外回流的宋徽宗《写生珍禽图》在中国嘉德国际春季拍卖会上以２５３０万元人民币成交，这一价格创下了中国书画在全球拍卖市场上的最高纪录！

　　一个被津津乐道的细节是，当嘉德的工作人员在拍卖前对启功先生表示，要送《写生珍禽图》到他家中让其欣赏时，启功先生当即说：“不成，我累点没关系，这样的宝贝是不宜抛头露面出门的。”９０多岁的徐邦达则说：“能在有生之年看到这幅画我深感欣慰！”

　　“宋徽宗让中国的艺术史拐了一个大弯！因为宋徽宗是喜欢画花鸟、山水的，他之后的文人就爱上了这种东西，流弊一直延续到今天。”郑州大学教授、龙门研究院顾问温玉成对记者说，“宋徽宗之前，中国的大画家，如顾恺之、吴道子等，不仅都是人物画的大家，而且都给寺院画过壁画。宋徽宗之后，如果哪个画家给寺院画了壁画，那就是丢人的事了。所以，宋徽宗之后，徐渭、八大山人这些在纸上搞花鸟、山水的，吃得开，就是在纸上搞人物的，也不行。而雕佛头、人头，那就不是文人干的事了，工匠才做那东西！”

　　自有宋一代，我国言艺术者，每以书画并提。好古者间或兼谈金石，而其对金石之观念，仍以书法为主。所以殷周铜器的价格常常是以铜器字的多少来定，形式之美丑，买主大多是不管的。社会上的一般观念认为，雕刻乃“雕虫小技”， 士大夫不足道也。

　　宋代以后，中国雕塑艺术走向衰落，这很自然；中国人对其雕塑黄金时代登峰造极的伟大作品——龙门石窟造像视而不见，也很自然。

　　就是当代中国的雕塑家们，也都在翘首仰视希腊、罗马之杰作，能惊回首看一下我们自己的雕塑的，也是少之又少。

　　上世纪初，一些来到中国的西方探险家、汉学家却虚怀若谷、独具慧眼，他们用文化比较的深入思维，发现了龙门的雕塑之美。

　　１９２５年，瑞典汉学家喜龙仁把摩西和龙门大佛作了对比：“拿米开朗琪罗的作品和中国的佛像、罗汉像作比较，例如把龙门大佛放在摩西的旁边，一边是变换复杂的坐姿，凸起的肌肉，强调动态和奋力的戏剧性的衣褶，一边是全然的休憩，纯粹的正向，两腿交*，两臂贴身下垂，这是‘自我关照’的姿态，没有任何离心力的运动，衣褶恬静的节奏和划过宽阔前胸的长长弧线，更增强了整体平静的和谐。”

　　喜龙仁的目光极其犀锐，他发现龙门大佛“外衣虽然蔽及全身，但体魄的伟岸，四肢的形象，仍然能够充分表现出来。严格地说，衣服本身并无意义，其作用乃在透露内在的心态和人物的身份……两耳依传统格式长垂；面孔方阔，散发着慈祥而平和的光辉。几乎没有个性，也没有显示出任何用力的地方和任何欲求。这面容所流露的某一种情绪溶注于整体的大和谐中。任何人看到这雕像，即使不知道它代表什么，也会懂得它具有宗教内容。主题的内在蕴涵显示在艺术家的作品中。它代表先知还是神，这并不关紧要，这是一件完美的艺术品，一种精神性的追求在鼓动着，并且感染着观者。这样的作品使我们意识到，文艺复兴的雕刻虽然把个性的刻画推得那么远，其实那只不过是生命渊泽之上一些浮面的漪沦”。

　　在喜龙仁的眼里，龙门的佛雕洞悉了世间的一切喜乐悲苦，它们有时表现得坚定自信，有时表现得安详幸福，有时流露喜悦，有时在眸间唇角带着微笑，有时好像在不可测度的沉思中。无论它们的外部表情如何，我们都可以看出其静穆与内在的和谐。因此，在佛的世界，再没了壮怀激烈，金戈铁马，一切变得轻盈透彻，一切都成梦界灵境。

　　而法国汉学家色伽兰对龙门雕塑的评价则简明了然：“龙门造像具有艺术与技艺的优长，为别处匠师所不可及。”

　　西方人发现了新大陆，新大陆就成了西方人的天下。有人发现，就有人掠夺，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

　　华裔著名艺术家熊秉明先生写过这样一段话：当你在欧美博物馆陈列台上看到埃及、希腊、巴比伦、欧洲中世纪……米开朗琪罗、罗丹等大家作品中突然跳跃出北魏、隋唐的佛教造像，你必然会有一阵惊悸，你会以另一种眼光去凝视、去歌颂，你会得到另一种大彻大悟，懂得了什么是东方雕塑、什么是东方雕塑的极峰。它所表现的精湛技艺和高度的精神性，庄严、凝定、生意盎然，弥散着另一种意趣的安详与智慧。

　　龙门的劫难是民族劫难的一个缩影。佛雕在流泪，只是承受着；伊河不做声，只是流淌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