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美不言

    题记：老人的日子已不多，如果再不写的话，我将后悔终生。尽管我的笔是那么的苍白无力，但我仍然要告诉正享受着幸福的人们。。。。。。


    2006年8月初，江苏南通电视台《长征路，希望路》摄制组来长汀采访录制“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节目，我们陪同采访了一位94岁高龄的当年红军女战士。

    这位女红军名叫余四妹，于1929年农历十月初四塘背暴动后参加革命工作，曾先后担任红屋区（今钟屋村）少共儿童局局长，长汀县妇女会长、明光县（今连城县）妇女会长、宁化县妇女会长、游击队女子中队队长，福建省军区前线医院护士队队长等职。
    余四妹老人现住在长汀县南山镇塘背村一座门楼塌落了一半，墙上长满了茂盛嵩草的破旧房子里。几十年孤身一人，清寂地与时间为伴。见到她的时候，老人家正坐在院落的藤椅上，一副大病初愈的样子，但衣着整洁，头发绾得格外整齐。
    当她得知我们的来意后，老人家坚持要邻居搀扶她去房间取一枚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纪念章。在同行一位女记者的帮助下，老人颤抖着双手把这枚纪念章别在了胸前。
    面对我们的采访，余四妹要求我们不要打断她，让她一口气说完。她虽然身体虚弱，但记忆力却出奇的好。在当地向导的解释下，她慢条斯理地，用本地话动情地讲述了她传奇的一生。
    她坎坷的经历，不凡的一生深深地震撼了每一位在场的人。摄影师无法抑制自己的眼泪，几次中断了拍摄。 



                                 “我有一个革命的名字叫余旭英”

    1929年红四军打响了入闽第一枪，革命的星火迅速燎原到了闽西大地。
    塘背村也迅速掀起了斗争的热潮，十月初四，举行了著名的塘背爆动。暴动队和广大贫苦农民七百多人，在张赤南率领的一连红军支援下，取得了绝对的胜利。十七岁的余四妹参加了这次暴动。暴动带来的成果，令余四妹和广大贫苦农民扬眉吐气、欢欣鼓舞。
    随后，余四妹加入了红军，开始接受血与火的洗礼。
    不久，她被派到红屋区（现钟屋村）担任少共儿童局局长。
    就在这年11月底，毛泽东、朱德在钟屋村观寿公祠召开了一次县、区、乡苏维埃负责人和赤卫队负责人参加的会议。
    寒冷的天气没有影响参加会议的人们。观寿公祠里人声鼎沸，热情高涨。 
    余四妹和另一位区苏女干部蔡嬷参加了这次会议。
    会议开始，点名到蔡嬷的时候，毛泽东打断了话，说这个“嬷”子不好，这个字虽然是客家地区对妇女的通称，但有些歧视的意思，毛泽东随即便说，我给你改个名字吧，你就叫蔡军花，军中花木兰。
    第一次见到毛泽东的余四妹，当时也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勇气，呼地一声站起来，也要求毛泽东给她改个名，说她其实也没名字，因为在家里排行老四就叫四妹。
    毛泽东手一指，对身边的张鼎丞说，让这位客家秀才给你取个名吧。
    张鼎丞笑了笑，沉思片刻，说现在革命形势一片大好，苏区政权如旭日东升，你就叫旭英吧。
    从此，余四妹在革命队伍里有了一个响亮的名字——余旭英。
  
                              “我组织的女子大刀队表演荣获了第二名”
  
    1932年5月1日，福建省第一次游艺体育运动会在长汀县南寨广场举行。刚调到长汀县委任妇女会长不久的余四妹和助手苏区女干部黄毓秀组织四十名妇女参加了表演队。
    这次运动会规模盛大，龙岩、上杭、武平、永定、连城、宁化、长汀各县少先队、赤卫队以及红军代表参加了运动会，苏区保卫局副局长邓发不甘示弱，也积极参加了竞赛。
    运动会场布置的格外大方、庄严。横联写得是“福建省第一次游艺体育运动会”。两旁对联为：“检阅工农强壮体格；发展赤色体育运动”。
    运动会开始，龙岩、上杭、武平、永定、连城、新泉、宁化、长汀、兆征等县和汀州市的代表上千人，排着整齐的队伍进入会场。苏区保卫局副局长邓发、福建省委代书记罗明、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张鼎丞等领导出席了开幕式。
    运动会首先进行操练比赛，上杭县才溪女子代表队四十余人，穿一身黑色列宁式女服装，打绑腿，留短发，手持长矛、大刀，进行操练，荣获第一名。
    余四妹组织并率领的汀州市店员工会女代表队也四十人，身穿灰色列宁式服装， 打绑腿，手持大刀进行操练，荣获第二名。
    表演中，余四妹的刺杀、打马刀表演，英姿飒爽、动作娴熟，刚劲利索，博得了全场观众的热烈掌声。
    这次比赛，第一名奖红旗、大鼓、军号；第二名奖红旗。苏区保卫局副局长邓发在下午的比赛中也获得长跑第一名。
    70多年后，余四妹回忆起那次运动会，还止不住心上的无比快乐。

                                 “那时我没把自己当成女人”

    1933年9月，战争的乌云弥漫在中央苏区东大门长汀松毛岭上空。国民党发动第5次反革命“围剿”，以6个整编师1个炮兵团的兵力向松毛岭逼进。为“保卫汀州”，红军屯重兵于松毛岭，错误地采用堡垒对堡垒的阵地战，与敌针锋相对。
    战火一触即发。
    为夺取松毛岭保卫战的胜利，在福建省委的领导下，苏区人民积极备战，踊跃支前。
    1934年7月，时为明光县妇女会长的余四妹，被上级调到福建省委参加备战工作。
    “一切为了前线的胜利”。余四妹和苏区筹粮队奔走在宁化和连城四堡一带，筹到粮后，又组织大家翻山越岭，把上百斤一担的粮食挑到一百多里路的长汀钟屋村，每次十几二十个小时下来，就是大男人也吃不消，但矮小柔弱的她硬是忍着红肿肩膀的剧烈疼痛和疲劳，休息几个小时后，又和筹粮队出发了。有时在钟屋村休整，她又和周边各区、乡苏的干部一道，组织群众切、晒地瓜叶、芋子叶等做好干粮储备。
    战争越来越逼进，红军加快了建筑工事。钟屋村到廖坊十余里长的战线，每一个高地都要修筑碉堡。余四妹被安排在蔡屋村，白天她和蔡屋村的群众从山脚一步一个人，排成一字长蛇，顶着烈日，把石头和砖块一块一块往山上传，晚上在昏暗的油灯下削竹刀。
    区、乡苏在钟屋村周边各村挑选了一批女担架队员，余四妹和黄毓秀俩负责组织把他们带到离钟屋村三十余公里的蔡坊村红军后方医院去培训，学习如何抬伤员和战场上如何紧急救治伤员。
    8月底温坊战斗打响，红军消灭了敌人4000多人。想到那场胜仗，余四妹兴奋地给我们哼起了那时庆祝胜利的山歌：
   “风吹竹叶响叮当咯，朱老总用兵真如神，松毛岭上巧布斗笠阵，打得温坊白兵一扫光哟。”
    9月23日，惨烈的松毛岭保卫战打响了。余四妹冒着枪林弹雨，和苏区群众到阵地前沿慰问，给红军拉上一段二胡唱上一首山歌，送去竹茶杯、茶桐、草鞋、布鞋等。她记得几个红军战士高兴得把一位苏区干部抱起抛得老高的场景。
    那段时间余四妹是没日没夜的干着，她悲痛地说，那时我没把自己当成女人，男人能干的活，我也能干，可是那一仗我们败了，死了很多很多人。”

                                   “我是铁命，最终没有当成烈士”

    1934年9月，松毛岭保卫战失败后，余四妹老人没有参加长征，而是在明光、宁化二县组成的游击队里担任女子中队（二十八人）队长，继续坚持游击战争。
    本想尾随主力红军北上，因为部队伤亡很大，最后在江西石城历尽千辛万苦辗转返回福建省委、省军区驻地长汀的四都。
    张鼎丞见到回来的余四妹，搓着双手，感慨地说，四妹子，你们回来就好！
    此时，国民党加强了对四都红军的封锁和清剿，由于留守的福建省委领导人仍不改变“左倾”战略指导思想，红军陷入了重重危机之中。当时粮食极度困难，部队只给每人发了一干粮袋的稻谷。
    余四妹一边用手比划着当年用石块搓稻谷，放在水里冲去谷壳和着水吃的动作，一边哽咽着说，后来稻谷也没了，只能吃山野田间的田螺草、青芹草冲饥，人瘦得不成样子……
    就在四都，余四妹经历了两次死里逃生。
    一次是1935年初，福建省委和红军部队2000多人被国民党重兵包围在山上，在飞机、大炮的轰炸下，伤亡惨重，满山遍野到处都是红军战士的尸体，山涧里也流着鲜红的血水。
    当时和余四妹在一起的三十三名女红军被抓走了三十名，她和另外两名女兵在别的红军战士的帮助下，脸上抹上鲜血，用烈士的尸体压在身体上做掩护，逃过了一劫。
    她在尸体下躲藏的时候，亲眼目睹了苏区红军战士跳崖的壮举。那是五个被敌人围困，已弹尽粮绝的红军战士，他们义无返顾地英勇跳下悬崖。
    后来，她和另外两位女兵（廖福香、曹秀英）在山谷下救起了跳崖的两名红军伤兵（一个是红军连长，另一个是红军指导员），并用毛栀子治好了他们的枪伤。
    因为此事，福建省军区司令员龙腾云知道她懂得用草药医治枪伤，几次要求，终于从张鼎丞手上强行借调到前线医院担任护士队队长，抢救了许多的伤病员……
    斗争越来越残酷，局面越来越严峻。
    1935年4月，福建省委书记、福建省军区政委万永诚、司令员龙腾云、省苏主席吴必先在与四都交界的武平梅子坝大山里被国民党军包围，万永诚、龙腾云壮烈牺牲，吴必先被俘后，后来也牺牲在江西九江。
    在这种严酷的形势下，张鼎丞把余四妹、廖福香、曹秀英三个从前线撤下来的女兵安置到四都楼子姜坝畲坑村刘家东家躲藏。生死未卜的他，走前，动情地对余四妹她们说，你们在这里等几天，我们一定会回来接你们的！
    张鼎丞的爱人赖月华流着泪给余四妹梳罢了头，才依依不舍地流泪而走，从此，他们再也没有见面了。
    在老乡家逼仄的阁楼上，余四妹她们躲藏了十一天。后来，一天，国M党兵突然包围了这个村子，并进行了大规模的搜查。
    余四妹她扒伏着躲藏在牛棚的角落里，东家用牛栏粪把她整个人盖住，她双手捂住脸，仅小心地露出一个鼻子呼吸。就这样，她忍着常人无法忍受的恶臭，才侥幸地又逃过了一劫。
    余四妹说，我真是铁命啊，最终没有当成烈士！
  






                              “我是一个没人敢娶的红军婆”

    红军队伍走后，国民党军围剿打击越来越严重。眼看张鼎丞来接她们的愿望不可能实现了。
    当时，刘家东家也再住不下去了。东家怕连累自己，也天天赶她们三个妇女。
    不得已，她们只得离开姜畲坑刘家东家。
    三个妇女各走一路要饭逃回家里。余四妹偷偷回到家后，当地反动势力知道她是红军分子，刚到家，连凳子都还未坐热，就被他们押到国民党办事处了。迫于民众的压力，国民党没敢杀她，但限期她家一个星期内要交清54元光洋，才能赎出来，否则就不释放。
    个贫苦家庭，哪来的这么多钱呢？家里人为保她出来，卖牛、卖猪，倾家荡产卖光了家里的一切可卖的东西，借遍了亲戚，才凑到54个光洋，交清后把她赎出来。    
    后来，余四妹有过一段非常短暂的婚史。在那个年代，因为她的男人迫于她是一个“红军婆”的压力，最终离开了她。
    这是个沉痛的话题，可能触及了余四妹心底最隐秘的伤痕，所以，任何人想深入一步询问她那段婚史的细节，她都不愿多说。她总是反复喃喃低语：“我不责怪他，我不责怪他……”。
    到现在，余四妹无儿无女，仍是孤身一人。
    她说，我是一个没人敢娶的红军婆啊！



                           





“姐妹们，你们还活着吗？”

    采访结束时，我们问余四妹对自己九死一生的革命生涯后不后悔，解放后怎么不去找老首长张鼎丞。她说，当时是受压迫没饭吃才革命，解放了有饭吃有衣穿了，所以就没去找老领导，能幸运地活下来看到大家现在过上好日子，受再多苦也不后悔。

    余四妹噙着泪，希望我们帮她寻找曾经生死与共的赖月华大姐和另外三个女兵，一个是长汀蔡坊村的黄毓秀，另两个是上杭旧县的廖福香和曹秀英。她说：“我的日子不多了，不知道她们还在不在，我真想见见她们呀！”
    当我们告诉她赖月华大姐已在三年游击战中牺牲了，老人悲痛地哽咽着说，好人为什么不长命啊。
    村书记罗仰松告诉我们，2005年老人摔了一跤，有两次差一点都要走了，但又奇迹般的活了回来……
    目前，余四妹寻找的三位女战友，其中一位黄毓秀有了消息。她的儿子特地从长汀河田镇蔡坊村赶到塘背，来看望余四妹这位和他们母亲曾经生死与共的患难姐妹……
    他们端着已经过世的母亲的像片，来和上个世纪的姐妹相认。
    他们悲喜交加，情不自禁、真诚地对余四妹喊出了一声又一声“妈妈——”